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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歷史回眸:改變中華的隱性力量

來源: 慈訊網   發表時間:  2013年04月11日   共有訪問


這是一群幾乎被后人遺忘了,卻曾一點一滴改變中國的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企業家。

在清朝最衰敗的末年,在民國最動蕩的初始,在世界列強的商人激烈瓜分中國市場的夾縫中,這群人選擇開工廠辦企業,走上了一條嶄新的救國之路——實業救國。在機器轟鳴的工廠,在噼啪作響的算盤旁,他們小心翼翼地經營著蹣跚起步的工廠和公司。與同時代的英國、美國乃至日本的企業家相比,他們起步晚,力量弱小,賺的錢也并不豐厚,但他們與世界共通的企業家精神中,更多了一層中國特色——儒商精神。

就像儒商鼻祖子貢一樣,他們是商人,但更是儒者。他們有超越功利的最終目的,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追求達則兼濟天下。在繁雜的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和民生疾苦面前,他們自覺地睜開發現的雙眼,急于療救困厄許久的“東亞病夫”。只是實業救得了國,卻救不了國民。于是,在實業救國的同時,他們又開始了“教育救國”,以此“救”國民。“今日之時代,一商戰之時代也,一學戰之時代也”,這幾乎成為當時企業家的共同理念。

他們在企業運營幾年之后,財富積累剛剛開始,就主動拿出賺到的錢,建設校舍,引入師資,培養人才,支持留學。一所所新式的小學、中學和大學,在全國各地出現。除了捐資辦學校,他們還捐資辦圖書館、博物館和醫院,推動國家和國民的現代化。與英美等國的企業家相比,這是晚清民國時期的企業家最值得述說的一筆。

盛宣懷、張謇、王一亭、榮德生、陳嘉庚、盧作孚?.這一串長長的名單,既是工商界的先行者,也是慈善界的代表。

“清末民初,涌現出大量的慈善家,其原因是:第一,中國的慈善傳統沒有中斷,他們受父輩影響比較大,有底蘊熏陶;第二,國家積貧積弱,實業救國的大氛圍使然;第三,民族資本主義迎來黃金時期,企業家樂于把豐厚的利潤投入慈善公益。”湖南師范大學副教授曾桂林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時說,他長期研究近代慈善史。

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期間,政治環境相對寬松,一時新思潮涌進,現代慈善內容和理念逐步被一些走出國門的人介紹進來。清朝第一位留學生容閎,歸國后告訴閉目塞聽的中國人:“美國有富翁積財數千萬,盡行撥作各種善舉者。”清朝第一位駐外大使郭嵩燾和翻譯張德彝參觀了倫敦的一些慈善機構后,分別介紹了當地的慈善組織和籌款模式,例如養老院、婦女職業培訓機構、慈善醫院的義演募款方式。

在戊戌變法前夜的1894年,52歲的鄭觀應寫就了轟動全國的《盛世危言》一書。在這部暢銷書中,鄭觀應專列“善舉”篇,其中寫道:“夫泰西各國乞丐、盜賊之所以少者,豈舉國皆富民而無貧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養之者無不盡,所以恤之者無不周耳。”書中提到,英國人立遺囑,往往將遺產捐獻出來,創立大小學堂、工藝書院等,號召中國達官富紳向他們學習,這顯然是對中國古老的財富傳承模式的一次撞擊。

作為清朝最有影響力的媒體,由英國商人安納斯托·美查(Ernest Major)創辦的《申報》,也在戊戌變法前后,刊發了《安置流民議》、《創興善會》、《效法泰西以行善舉行》等大量慈善內容文字。

扮演慈善啟蒙的還有一個更大的群體——西方傳教士。他們來到中國,操著生硬而蹩腳的漢語,堅持不輟地傳教之余,很多人做起了慈善,或主持賑災,或建教會學校,或建慈善醫院,或建孤兒院,或建盲、啞人學校。

此前的兩千多年,發源于本土的慈善內容相對單一,包括施棺、施衣、施藥、義冢、賑災、造橋修路、修寺廟以及對嬰兒、老人的照顧等,慈善理念主要是以“養”為主,而且集中于各自的家族之內。例如,范蠡從事商業經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宋朝的范仲淹在蘇州設立范氏義莊,捐助田地1000余畝,以義莊田地的地租贍養族內老弱。源自西方的現代慈善,改變了傳統以“養”為主的理念和內容,轉向以“教”為主。

最早走出國門的人、媒體、傳教士,在這三股啟蒙力量的宣揚下,盛宣懷、鄭觀應、經元善、徐潤等人,成為中國慈善由傳統步入現代的重要推手。他們的身份幾乎一致,都是在李鴻章所高舉的洋務運動的大旗之下,學習西方,借助洋務企業所累積的財富,推動慈善事業的轉型和發展。

1870年,憑借父輩關系,盛宣懷在大清朝臺柱子、湖廣總督李鴻章的支持下,奔走于洋務運動一線,以1872年辦理輪船招商局開始,參與了此后清朝所有大型國有企業的創辦,并開設中國第一所新式大學——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后改為北洋大學),及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一北一南兩所大學堂,培養的人才大多成為日后各個領域的名家。

鄭觀應倡導學習西方人捐出遺產,作為好友,盛宣懷也積極響應。1916年去世之前,他立下遺囑,拿出遺產的一半從事社會慈善事業,并由李鴻章長子李經方擔任遺囑執行監督人。遺產數額龐大,經過長達兩年半的清理,方才統計出可分財產高達1160余萬兩銀元。這就意味著580萬兩被用作慈善事業,可惜后來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這一部分財產因兒女爭搶,而被政府接收。

在教會女子學校的啟發下,洋務運動干將、上海電報局創建者經元善大膽開啟了由中國人自己創辦女子學校的新歷史。從1897年開始,經元善聯絡上海名流,動員各界捐款,還動員妻妾認助開辦費400元和常年費60元,最后以6000余元的資本創建“經正女學”,第一期招收8~15歲的女生20余人。經元善創辦女子學校的主旨在于“大開民智張本”,“必使婦人各得其自有之權,然后風氣可開,名實相副”。該學校設立算、醫、法、師范四科專門之學,并教授紡織、繪畫等技藝。除中文課程之外,學校還教授西文課程,由一位美國傳教士的女兒親自授課。

可惜的是,戊戌變法失敗,經正女學被勒令停辦。與它的命運一樣的是,大多數新式學校都遭到停辦。直到1900年慈禧太后在八國聯軍的槍炮聲中落荒而逃,感到帝國的搖搖欲墜,為了免于頃刻間的傾倒,才勉強推行了一場“新政”,涉及政治、經濟、教育和慈善等內容。

新政施行,因戊戌變法失敗受挫的慈善活動重新開啟,慈善性質的中學堂、實業學堂、專門學堂和工藝廠等在各地都有出現。

在日本創業的浙江人吳錦堂,親眼目睹日本國力的蒸蒸日上,而“日本富強,全靠教育”。他認為:“近世列國爭強,要在世界上立足,教養二事很重要,國民失養,就無以為生,國民失教,就難以爭存。”在家鄉寧波慈溪,他先后創辦效實中學和錦堂學校,錦堂學校被譽為“浙江私立學校之冠”。此后,吳錦堂決意發展農業教育,錦堂學校改名錦堂農業中學,為浙江職業教育之肇始。籌辦農業學堂時,吳錦堂對校內設施、師資力量、課程安排等問題逐一作了詳細安排,他還請來日本建筑設計師設計校舍。捐資辦學,吳錦堂前后捐款28萬銀元。他還告誡子孫,學校的一切動產、不動產永歸學校所有,吳氏后世子孫均不得借故干預。

有了新政策的許可之后,商辦企業也開始在各地興辦起來,張謇、榮德生等企業家都在此期間辦起了工廠,還嘗試著辦起了學校和慈善機構。等到這些工廠實現了規模化發展,企業家大手筆投入慈善事業之時,大清朝的壽命已經戛然而止了。

從新政到清朝覆亡,慈善事業的最大成績是國內紅十字會的成立。

1904年2月,為侵占中國東北地區,日俄戰爭在東北地區爆發,交戰雙方的傷兵均得到各自國家紅十字會的救護,而無故卷入兵燹遭難的中國公民卻得不到任何救護。上海記名海關道沈敦和、前四川川東道任錫汾、直隸候補道施則敬等官紳,有感于紅十字會缺位所帶來的救護缺失,商討“擬援萬國紅十字會例,力籌賑救北方被難民人之策”。

沈敦和在大臣呂海寰、盛宣懷等支持下,于3月10日在上海商討成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采用董事制度,沈敦和等人為華董。在資金籌集上,首先由華董先行墊付五萬兩白銀作為啟動經費,此后向各省勸募。到1905年9月日俄戰爭結束,短短一年時間,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在東三省共救助46萬余人。

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創建和早期發展過程中,沈敦和是最主要的創始人。曾桂林告訴本刊:“沈敦和是紅十字會的實際掌門人,從1904年到1921年的17年,他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紅十字會上,奠定了紅十字會的發展基礎。”

時任工部尚書呂海寰、工部左侍郎盛宣懷兩人也是紅十字會的創始人和領導人。沈敦和、任錫汾等人負責籌建前方事宜,呂、盛兩人則負責與朝廷溝通的幕后工作。1910年2月27日,清廷正式任命已是太子少保尚書銜的盛宣懷擔任紅十字會會長,盛因此成為中國紅十字會第一任會長,此前清政府一直未曾任命會長。整整八個月后,在辛亥革命的隆隆槍炮聲中,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奔走于革命一線救治傷員,而盛宣懷的紅十字會會長職務被清廷免去,由呂海寰接任。

1912年11月1日,來自全國各地的100多位企業家,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意氣風發地來到北京,聚首于首屆全國工商會議(又稱臨時工商會議)。

152名代表中,聲名顯赫的有無錫實業家榮德生、南通實業家張謇、上海實業家朱葆三、恒豐紡織新局總經理聶云臺等,他們的企業即將迎來大發展,利潤空前。工商部在解釋召開臨時工商會議的原因和目的時表示:“政體初更,百端待舉,國猶是國,民力益窮,解此問題,厥惟實業。”事實上,與會的這些優秀代表傾力發展實業,為的就是解決國弱民窮,為的就是民國快速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接下來,他們在成為大企業家的同時,也成為引領社會轉型的大慈善家。

1912年,是張謇的六十大壽。六十壽誕,原本值得花巨資隆重地慶祝一番,他卻把宴客的錢和親友的饋金一并拿出,建立了南通第一家養老院,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意,題書“老老院”。他還約定十年后的七十壽辰再捐贈一所養老院,1922年南通第三養老院如約建造。大壽過后沒多久,張謇又親自忙著籌建并規劃殘廢院和盲啞學校。創建一所慈善性質的盲啞學校,是張謇多年的心愿。早在1903年,張謇赴日考察時,曾專門考察過日本的盲啞學校,此后致信江蘇按察使,希望官方興辦盲啞學校,未果。1911年赴北京之際,又考察煙臺芝罘盲啞學校。用時四年,狼山盲啞學校建成招生,這是中國人自己建立的第一所盲啞學校。1912年,除了籌建數所慈善機構,張謇還一口氣籌建了數所學校,包括醫學專門學校、紡織專門學校、水產學校和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等。

1894年,41歲的張謇中狀元,名滿天下,卻對政治心灰意冷,雖不懂實業,仍咬牙堅持辦紗廠,他期待走出一條新的報國之路。經四年艱難籌辦,大生紗廠終于在1899年開機,一年后實現盈利。與實業相比,張謇更感興趣的是教育,在大生紗廠開機的第三年,他就籌辦通州師范學校,以此培養教育人材。

張謇說:“國家之強,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而彌縫其不及者,惟賴慈善。”在他看來,實業、教育和慈善,三位一體,構成現代地方自治。張謇一生創辦多達240多所小學、6所專科學校、1座博物館、1座圖書館、1個氣象臺和16家慈善團體。辦學校和慈善的資金,都是來自大生紗廠的利潤,以及他自己所得的工資和分紅。生命的最后幾年,大生紗廠危機重重,為了籌集慈善經費,張謇還賣過字畫。去世前一年,即1925年,張謇公開說,20多年中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工資和分紅高達150多萬兩白銀。

張謇耗費后半生,將南通發展出現代的模樣,成績斐然引來無數矚目,不少企業家學習模仿“張謇模式”,無錫的榮德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1912年,茂新面粉廠開機已整整十年,卻遇到資金周轉困難,榮德生說這是他和哥哥創業的第二次風險。民國的建立似乎給鍥而不舍的榮氏兄弟帶來了好運,公司很快化險為夷,實現盈利,生產規模得到擴大。闖勁十足的大哥榮宗敬并不滿足于無錫一地,與其他人合伙,在上海創辦了福新面粉廠。企業由危轉安,榮德生躊躇滿志,作為無錫商會代表赴北京參加了首屆全國工商會議,在會上提出了三個提案并獲得通過。從這一年開始,“面粉大王”和“紡織大王”的稱號離他們越來越近,上升為無錫民族工商業六大家族之首指日可待。

這一年,商業上的驚濤駭浪,并沒有妨礙榮氏兄弟在慈善上的大手筆。兄弟倆本著“為天下布芳馨、種梅花萬樹,與眾人同游”的宏愿,在無錫太湖東山、滸山一帶購買了150畝山地,興建了對公眾免費開放的梅園。如今梅園已是無錫一處重要的歷史文化景區。興建梅園的同時,榮德生計劃辦一所圖書館,四處收書,四年后圖書館開館,取名大公圖書館,免費開放。這是蘇南第一家由私人開辦的公共圖書館。初始,藏書達9萬多卷,到抗戰前夕已多達18萬卷。

榮德生對教育和城市建設尤其看重,不惜捐贈大量金錢投入其中。早在1906年,茂新面粉廠開機的第四個年頭,榮德生就創辦了榮氏公益小學,此后又創辦了競化女子學堂、公益工商中學等多所小學和中學。據記載,1920年代初,每年用于1所中學,8所小學的經費就達4萬元。創辦于1919年的公益工商中學從創辦到停辦,8年間投資25萬元,相當于開辦申新三廠時總投資的六分之一,后來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孫冶方、科學家錢偉長都畢業于該校。1916年,由榮德生發起,眾多錫商共同出資,建造由榮巷直達梅園的開原馬路,馬路全長9公里。1918年,榮德生又領頭捐資辟建了無錫火車站至惠山的通惠路,并陸續修筑城鄉各支路。

以寧波人為代表的浙江商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迅速崛起,老牌的晉商和徽商則完全沒落。如吳錦堂遠赴日本創業的并不多,浙商更多的是聚集在上海,建立起各自的商業版圖。先后擔任上海總商會會長的朱葆三、虞洽卿、宋漢章等皆是浙江人,執上海商界之牛耳。這些商業巨子對慈善貢獻頗多,只是用心去做并有開創性的卻少,多是響應捐款,或回家鄉創辦一兩所小學。唯有與朱葆三齊名的商界領袖王一亭,成為執上海慈善界之牛耳的大慈善家。

王一亭是商界的傳奇人物,他的傳奇不僅在于身份的多元,買辦、實業家、革命家、佛教居士、畫家、慈善家,關鍵所有這些,他都是出類拔萃者。與吳錦堂一樣,王一亭初到上海也是在最底層打工,接著進入日企打工,做到日清汽船公司總代理,為清末上海三大洋行買辦之一。有了資本,他又和商界同仁投資興辦面粉廠、銀行、輪船運輸公司等,成為實業家。辛亥革命前夕,王一亭加入同盟會,提供大量資金支持革命,參與上海起義,后因參加孫中山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凱通緝,更兼宋教仁被刺一事,對政治不再抱有期待,遂生退意。自此,繪畫、修佛、慈善,愈加成為其生命的重點。繪畫,他與吳昌碩齊名于上海畫壇;修佛,他成為中國佛教會會長;慈善,他先后參與創辦了10多個上海最有影響的慈善組織,如上海孤兒院、中國救濟婦孺總會、上海慈善團、上海游民習勤所、上復善堂等。

《紀白龍山人王一亭》一文中寫道:“凡上海慈善事業,無不有先生名,蓋無先生之名在董事列,若不足以號召也者。各慈善經費恒不裕,其所辦事業則又力求其大,因之收支常不敷,轉以求先生,先生能有以紓其急。先生常謂‘辦慈善事業,不愁無經費,如辦得好,人自會送款子來’。有時至無可籌措際,先生常出其所作書畫,集巨款,而以嘉惠公益慈善事業。”

1926年,上海天廚味精廠創辦人吳蘊初,為“佛手”牌味精參展美國費城世博會,他首先想到對“佛手”商標包裝予以改進。畫佛高手王一亭,成為畫“佛手”商標的不二人選。吳蘊初問王一亭潤筆費如何算,王一亭答曰:“我只要吳老板收我一張紅帖即可,潤筆嘛就免了。”不日,吳蘊初收到一封紅貼,任命他為上海孤兒院理事,并出理事費1000大洋。吳蘊初感佩于王一亭的慈善創意和慈善精神,欣然應允。

20世紀上半葉,華僑成為推動國內教育和慈善的重要力量,陳嘉庚就是最有代表的一位。

如今的集美大學和廈門大學,在學校顯要之處,各矗立著一尊人物銅像。銅人方臉,面色凝重,戴著眼鏡,目視遠方,右手拄著文明棍,左手拿著禮帽,他就是兩所學校的同一位創辦人陳嘉庚。他生于福建集美,華僑世家,16歲遠赴新加坡跟著父親學習經商。此后,獨身一人,從創辦罐頭廠起步發家,隨后進入橡膠制造業,打通產業鏈的上下游,終成一代“橡膠大王”。

1913年,陳嘉庚39歲,他的罐頭廠成為行業龍頭老大,同時他還有兩處橡膠園、一家米廠和一家米店,個人財富達到近50萬元。從這一年開始,他的慈善之路正式開啟。他感到,“國家之富強,全在于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國之本。”于是,教育成為他慈善事業的首選。在出生地集美,陳嘉庚創辦了集美小學,花費2000多元。以后陸續辦起師范、中學、水產、航海、商業、農林等校共10所,另設幼稚園、醫院、圖書館、科學館、教育推廣部,統稱“集美學校”。這就是集美大學的前身。

1919年,有感于福建大學教育落后,陳嘉庚認捐100萬元,籌辦廈門大學。從籌辦到開校,用時三年,過程時有艱困。在親自選定鄭成功演武場附近作為廈門大學的校址后,陳嘉庚向福建政府提出土地申請,奈何遭到福建軍閥李厚軍的多次索賄,一番苦斗方才擺脫軍閥糾纏,得到土地。1921年4月6日,廈門大學正式開校。此后12年,陳嘉庚共投入400萬元建設廈門大學。據估計,終其一生,陳嘉庚捐助教育的資金高達一億美元以上。黃炎培說:“發了財的人,而肯全拿出來的,只有陳先生。”

在廈門大學的開校儀式上,美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Dewey)與夫人親往。杜威在演說中提出:“到會諸君,須景仰陳君?.中國人人能效陳君之公,則救國何難之有。”海外僑商“效陳君”的倒也不少,只是捐資規模不能與其相比。在新加坡的著名僑領,如黃奕住、曾江水、李光前、陳六使、葉玉堆、陳延謙、李俊承等人及新加坡群進橡膠公司等,先后向廈門大學捐助圖書館設備和經費。

與這些一邊發展實業一邊發展教育的慈善家相比,熊希齡是最為特殊的一位,他完全退出政界、商界,將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了慈善教育。

熊希齡只在很短的時間從事過實業,在湖南長沙,他曾傾力推動成立湖南工業總會,與幾位實業家一起辦電燈公司。他的人生高點在政治。出生于湘西鳳凰縣的熊希齡,自幼被譽為“湖南神童”,15歲中秀才,22歲中舉人,25歲中進士。1913年,在袁世凱的拉攏下,43歲的熊出任內閣總理,組織“第一流人才內閣”,一年后難有作為而解散。直到1917年夏天,河北順直發生特大水災,大總統馮國璋任命熊希齡督辦水災,熊才認識到“政治的罪惡”。在寫給密友的一封信中,他提到,“此次目睹災區慘狀,心良不忍,且念出仕十余年來,從未直接為民做事,愧對吾民。”“贖罪”成為做慈善的動機,并且敢于表達出來,這在中國近代慈善史上難得一見。

1922年,熊希齡更深入地剖析了自己做慈善的原委:“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經驗過了。我覺得總是悲觀的。政治的罪惡,是不消說了。就是實業呢?我也曾入了股。我覺得經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對著股東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會呢?我辦了幾年賑,我覺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少,甚至有幾個殷實的紳士,也要不干凈。我在北京修了幾道工賑的馬路,約有三百多里,有一處系與外國慈善家合辦的,修好了交與地方官去接管,那天津的報紙,忽然謂我賣路與外人,你想社會事還能辦嗎?所以我很悲觀,我只縮小范圍,辦我的慈幼院,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愛我,把我當他們的父母,我卻把他們當我的兒女,成立我們這個大家庭。這便是我的終身志愿了。”

感念賑災時目睹災民或遺棄兒女于路旁,或隨意出賣兒女,或攜帶兒女一并自殺,1919年,熊希齡在北京籌辦香山慈幼院。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開院,一次就招錄了640名孤貧兒童。到1926年,在院兒童已達1704人。近30年中,該院培養出六七千學生。初建時,香山慈幼院分為男女兩校,后來發展為一個總院六個分院。總院為全院的行政中樞,第一院為蒙養部,第二院為小學部,第三院為中學部,第四院為職業部,第五院為職工部,第六院為大學部。該院的籌辦資金,初始有政府撥款和賑災余款,此后依賴捐款,著名企業家劉鴻生等人都為其捐款。

熊希齡雖對賑災現狀表示失望,一心只辦他的慈幼院,但對于重大的水災旱災,他仍親自出馬組織賑災。多次主持賑災,熊希齡感到全國的各慈善團體有必要聯合起來,以求發揮更大力量。1918年12月21日,他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慈善團體全國聯合會”,任主任,朱葆三、王一亭為副主任。可惜只有少數慈善團體加入,聯合會未能辦成。

1920年秋天,北方五省大旱,熊希齡發起成立“北五省災區協濟會”,以官方背景參與賑災。同時,一些企業家與傳教士合作成立華洋義賑組織,參與救災。華洋義賑組織數量眾多,尚無聯合,效果不彰。救災結束后,這些民間組織嘗試自發聯合。1921年11月16日,七個華洋義賑組織的代表齊集上海,決議組成“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簡稱“華洋義賑會”。會議選舉美國人艾德敷為首任總干事,章元善為副總干事,總會事務所設在北京。

華洋義賑會總結歷次賑災效果,發現單純的救助災民治標不治本,賑款發完災民仍舊窮困,于是他們逐步實施“以工代賑(簡稱工賑)”,工作重點放在防災方面。其救災方式如下:

(一)遇有災情發生,當地財力顯然不能防止多數生命之損失,而其情形又不適于辦理工賑時,本會應辦急賑;

(二)本會辦理急賑,應盡量用以工代賑,從事建設工程及短期低利貸款辦法;

(三)本會之主要事工,即為繼續提倡及實施各種預防災害計劃,計分以下兩類:(1)筑路、灌溉、修堤、掘井、開墾、水利等建設工程事業,(2)辦理信銷售及購買合作社,改良農業方法,提倡家庭工業,以增加農民經濟能力;

(四)在救災防災兩方面,主要責任仍由政府及地方當局負擔,本會則處于襄助地位;

(五)本會之賑款,應根據上列標準而加以支配,俾能收最大之效果;換言之,即欲引起當地政府及人民踴躍參加與負責之決心。

此后近30年,華洋義賑會被公認為最有成效的賑災組織。

1928年年,中國終于在形式上一統。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工商部部長孔祥熙,先后召開全國經濟會議、全國工商會議,以示對發展經濟和民族工商業的支持態度,企業家和商人以為終于可以安心辦工廠做生意了。

殊不知,地球另一端,一個可怕的危機正在生成。這一年,美國總統大選,曾在中國工作過三年的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獲勝,出任第31任總統。他雖是斯坦福大學畢業,當過七年多的商務部部長,但對一年之后的金融危機反應遲緩,束手無策,致使經濟大蕭條震撼全球。

在東南亞的陳嘉庚切身體會到了危機帶來的毀滅性打擊。他的橡膠制品主要銷往美國,而美國經濟崩潰,消費市場急劇萎縮,陳嘉庚只能眼看著產品堆積得越來越多,虧損越來越大。到了1932年,他辛苦創辦的企業終被收盤,橡膠大王飲恨退出。但他對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捐助,持續不斷。為籌集廈門大學所需的大額辦學經費,陳嘉庚不惜變賣三座大廈。

經濟蕭條,當然也有獲利者,胡文虎就是其中的一位。與陳嘉庚一樣,胡文虎也是祖籍福建的東南亞僑商,1882年生于緬甸,10歲時回福建老家學習,四年后重返緬甸幫父親打理藥鋪。精通中醫的父親去世后,他與弟弟胡文豹開辦了制藥廠,并研制出“虎標萬金油”,用于治療中暑、頭疼和疲乏等病癥。因其療效顯著,價格便宜,銷量遍及東南亞各國,在經濟蕭條期,銷量也不曾下降太多,“萬金油大王”仍屹立不倒。他的慈善事業,因有足夠的資金支撐,在國內一直有大手筆,主要集中在醫療和教育兩塊。

在醫療領域,胡文虎先后獨自捐款建成南京中央醫院、汕頭醫院、廈門中山醫院和福建省立醫院。抗日戰爭期間,他曾致函重慶國民政府,決定在抗戰勝利后修建縣級醫院100所,并匯款1000萬元,分別存入當時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家銀行。當時估計大縣建一所醫院需10萬元,小縣需5萬元,共需款1000萬元。抗戰勝利后,通貨膨脹,貨幣嚴重貶值,曾經的1000萬元巨款,已建不了幾所醫院了,該計劃只能擱淺。

在教育領域,胡文虎最為知名的慈善項目是“建設1000所學校計劃”。1935年底,胡文虎擬捐3500萬元,于五年內在全國建設小學校舍1000所,每所建筑費3.5萬元。其中,福建80所,廣東50所,廣西30所,貴州20所,其余各省各10所。翌年,胡文虎認捐,并開始在福建、浙江和廣東等省興建小學。計劃實施了才兩年,學校也只建了一部分,卻遭遇日本全面侵華,不得不中斷。他仍將建校余款200萬元港幣存入香港中國銀行,指定為戰后建校之款項,后來全部認購了“抗日救國公債”,計劃抗戰勝利后兌換成現款,繼續興辦小學。與“建100所醫院計劃”命運相同的是,存入銀行的資金因貨幣貶值,幾乎成為廢紙。

當美國的經濟危機侵襲全球,中國也不能自保,只是危機來得晚了幾年。到了1934年,通貨緊縮已十分嚴重,銀根緊張,借貸艱難,更兼政府推行“國進民退”政策,銀行、企業倒閉潮到來。榮氏兄弟的企業也未能避免。

危機中,榮德生迎來了他的六十大壽。三年前,榮宗敬六十大壽,穆藕初、劉鴻生、陳光甫、杜月笙、張嘯林等四百多人,從上海趕到無錫為其祝壽,盛況空前。到了弟弟六十大壽時,正是企業危困之際,榮德生力主從簡,請柬只在小范圍內發出,來者仍舊不少。大壽中,他仍念念不忘“百橋計劃”,索性捐出親友饋贈的六萬大洋,在五里湖、太湖南北兩岸間建造一座橋梁,以貫通太湖各個風景區,便利游人。這就是被稱為“江南第一長橋”的寶界橋。

百橋計劃始于1928年。是年,榮德生53歲,顴骨愈發突出,四方的臉龐略顯蒼老。棉紡業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張謇、穆藕初等企業家創辦的棉紡企業都已隕落,喜歡冒險的榮宗敬仍在借債擴張,商業帝國已然形成。眾多工商企業的興起,無錫已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時人謂之“小上海”。只是江南水鄉,河道縱橫,此路與彼路首尾不接,自古無錫人出行靠船,相當不便。相比大哥榮宗敬多居于上海,而榮德生始終在無錫,進進出出無不乘船,對出行不便相當掛懷:“在無錫,修橋比鋪路更重要,沒有橋,出門寸步難行”。于是,在這一年,他聯合無錫多位企業家組建“千橋會”(又稱“百橋公司”),計劃在無錫及相鄰地區捐資建橋100座。

《無錫市志》記載,百橋計劃持續十年,前前后后造橋88座,日本侵華戰爭提前終結了這個沒有完成的計劃。而榮德生最看重的是寶界橋。他曾對國學大師錢穆說:“他年我無錫鄉人猶知有一榮德生,惟賴此橋。我之所以報鄉里者,亦惟有此橋。”

除了以慈善推動城市化,榮德生看重的還是教育,從早期捐資籌辦初等學校和專業學校,后期他更看重大學。1936年前后,政治家吳稚暉、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等人建議把復旦大學遷往無錫擴建,榮德生獲悉后十分積極,希望捐資助力。日本侵華戰爭打斷了此項計劃。抗日戰爭勝利,榮德生回到家鄉,繼續壯大榮家產業。不承想各種擾亂仍是如影隨形,最嚴重的一次是,警匪勾結綁架了這位老人,家人交出數十萬美元的贖金后才得以脫險。衰老的榮德生,在紛亂之中,念茲在茲的仍是建一所大學,終于在1947年捐資辦成江南大學,并花重金邀請錢穆、牟宗三、唐君毅、金善寶等名家任教。

榮家的企業和慈善,引起了一位航運巨子的興趣。1930年5月底,盧作孚帶著考察團來到無錫,先是參觀了榮氏兄弟的產業,隨后參觀了游人如織的梅園。早前的幾天,他和考察團一行到達南通,參觀了張謇一手締造的大業——遍布南通的工廠、學校和慈善機構,可惜張謇已去世四年。榮氏兄弟和張謇的實業、慈善之舉,直接影響了民國第二代企業家盧作孚。尤其是張謇的“南通模式”,盧親往學習多次,然后直接模仿實踐。張謇改變了一個叫唐閘的落后之地,盧作孚則改變了一個叫北碚的無名之所。

盧作孚生于四川合川(現重慶合川),家境一般,上學僅六年,此后自學一生。年輕時,當過老師,當過記者,參加過革命。從革命救國到教育救國,最后到實業救國,這是他的認知軌跡。他認為,實業救國,交通運輸業為“各業之母”。于是,他募股8000元作為資本,建造鐵殼小船一艘,開辟嘉陵江航線,成立民生實業公司。這個小公司很快發展起來,十多年后的宜昌大撤退,它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創業兩年后,1927年,盧作孚來到北碚,接掌峽防團務局。逢此亂世,他提出“打破茍安的現局,創造理想的社會”,以北碚為實驗區,“要趕快將這一個鄉村現代化起來”。有了民生公司,便有了實驗的資本,便有了現代化的基礎。在基礎設施上,他創辦了北川鐵路;在工業上,他創辦天府礦業公司、三線染織工廠;在文化教育上,他創辦中國西部科學院、兼善中學、北碚圖書館、北碚體育場、《嘉陵江》報。創辦這些現代化的內容,為的是建立“一個大眾公共享受的城市”,而非如上海、重慶那般只有少數人享受的“畸形的資本主義的建設”。

很多人視盧作孚為清教徒,他掌控數千萬資產,卻沒有房產和儲蓄,過著清貧的生活。所有的錢,都被他捐給了北碚的實驗。他兼任多達幾十個公司的董事或董事長,兼職收入不斷,每有收入的單子送到,他總是寫上“捐中國西部科學院”“捐兼善中學”“捐瑞山小學”等。自1940年起,此類所有收入均捐給了兼善中學。

1937年春,教育家黃炎培在《蜀道·蜀游百日記》中寫道:“在八九年前,滿地是土匪,劫物擄人,變做家常便飯,簡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現在鼎鼎大名公認為建設健將盧作孚先生?.施展他的全身本領,聯合他的同志?.把殺人放火的匪巢變成安居樂業的福地?.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經濟、衛生各項事業,建設得應有盡有。”

建設健將除了盧作孚,還有晏陽初、梁漱溟和陶行知等人,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則屬晏陽初。1929年,晏陽初攜妻小遷居河北定縣。三年前,他選擇定縣作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實驗研究中心,開始定縣實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每年資助15000元,用于編印平民讀本。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成立于1923年,晏陽初擔任總干事,直到1949年。他先后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1920年學成歸國,立志不做官,不發財,把幫助勞苦大眾作為終身志業。他帶動了諸多留美博士的參與,例如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瞿世英、耶魯大學教育學博士傅葆琛、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馮銳,等等。

1930年,經過長期研究,晏陽初發現中國農村存在四種“疾病”:愚、窮、弱、私。他提出以“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結合并舉,“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連環并進的農村改造方案。

改造的具體內容有:為減少通過飲用水傳染的疾病,平教會指導農民修建井蓋與圍圈,適時消毒滅菌;訓練公立師范學生與平民學校學生進行免疫接種;訓練助產士代替舊式產婆,向舊式產婆普及醫學常識;建立各區保健所,培訓合格醫生;從平民學校畢業生中培訓各村診所的護士與公共衛生護士;為村民引入優良棉花和蛋雞品種;組織成立平民學校同學會,建立村民自治組織;改組縣鄉議會,改造縣鄉政府。

晏陽初的平民教育實驗,遇到了諸多阻力,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反對。好在此后蔣介石十分欣賞晏的實驗,蔣介石不僅邀請他到南京長談,并選派老家奉化溪口鎮人士,到定縣學習,以推動溪口的鄉村建設。此后,蔣介石在南京多次接見、致電晏陽初,支持鄉村建設實驗復制到江西、四川等全國各地。

晏陽初不僅是一線的實干家,還是超級募款人。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援華法案”中,特別另列“晏陽初條款”,指明在美援中撥給他2750萬美元,作為他在中國推廣平民教育、鄉村改造的費用,這是他多年來在美國募捐的一筆最大捐款。事實上,他的募捐地主要在美國,美國企業家和華人華僑是主要支持者,此前的20多年募得千萬美元。

1943年5月24日晚,美國紐約市卡內基音樂廳,美國數百所高等學術機構發起成立的“哥白尼逝世四百年全美紀念委員會”在這里舉辦宴會,人們一方面紀念偉人哥白尼——因為他否定了長達1400多年的“地球中心說”,提出“太陽中心說”,另一方面,人們表彰“當今世界上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他們必須在思想和方法上產生革命性的成就。

來自中國的晏陽初,入選了十大名人行列,同時入選的還有科學家愛因斯坦。

在大會現場,宴陽初得到的表揚狀上寫道:“杰出的發明者:將中國幾千文字簡化且容易讀,使書本上的知識開放給以前萬千不識字人的心智。又是他的偉大人民的領導者:應用科學方法,肥沃他們的田土,增加他們辛勞的果實。”

這一年,是晏陽初在中國推行平民教育的第20個年頭。

改革開放以后,重視教育的慈善傳統在中國的精英人士中得以延續。典型代表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旗下“希望工程”的創辦。1989年,40歲的徐永光辭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放棄其前途無量的仕途,于數月后創辦了“希望工程”,這后來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慈善項目,也成為青基會的王牌項目。此后17年,希望工程募集海內外捐款逾30億元,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289萬人,建設希望小學12559所。

青基會并非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家慈善機構。1981年7月,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成立,以此為開端,宋慶齡基金會、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南京愛德基金會等半官方半民間的慈善機構先后成立。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這些慈善機構不僅在解決貧困、疾病、失學等社會問題上貢獻良多,更大的價值在于喚醒了沉睡近30年的慈善意識。

1949年之后,新政府對以前的慈善機構進行了收編和取締。從1954年到1980年,中國大陸幾乎不存在慈善機構和慈善家。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慈善的主角是半官方半民間的慈善機構,純粹的民間慈善機構還沒有興起。以經濟建設為唯一中心的時代,創業和賺錢是絕對的主題,資本積累是企業家的主要任務。積累到21世紀的時候,貧富分化、社會保障缺位、二元結構、環境污染等問題,紛紛涌現。慈善的舞臺再次出現。

一段野蠻生長之后,社會理想在企業家群體中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2004年,在北京首創集團總經理劉曉光的組織和動員下,近百位企業家共同發起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宗旨是以內蒙古的阿拉善盟為起點,通過社區綜合發展的方式解決荒漠化問題。這個環保組織,在此后的八年內,發展了200多名會員,幾乎涵蓋了中國主流的企業家。王石、陳東升、馬蔚華、任志強、王中軍?.這些分布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企業家,相聚一起,學習如何做慈善,如何治理NGO,如何改變環境。之后,一些積極分子則把所學的慈善理念散播出去,成立新的慈善機構。

一場全國范圍內的慈善啟蒙,則始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突然襲來,喚醒了普羅大眾的惻隱之心,各個階層都在捐款、捐物。而早已賺得盆滿缽滿的企業家和企業,則紛紛捐出巨款,5000萬元乃至1億元的額度,都出現了。這一年,被認為是1949之后的慈善元年,以民間為主體的慈善,終于到來。由企業家和企業捐款成立的慈善基金會、NGO,越來越多。

最具創新的捐贈者是曹德旺,他是福耀玻璃公司的董事長。2011年,65歲之際,曹德旺從自己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中捐出3億股,價值35.49億元,成立了河仁基金會。曹德旺成為中國大陸的股捐第一人,河仁基金會成為中國大陸的第一家家族基金會。無論是股捐,還是家族基金會,都是美國慈善的主流模式。但對于中國大陸來說,這是新的突破。

曹德旺捐出價值35.49億元的股份,卻要繳納5億元的稅,這是亟待突破的制度障礙。以稅收為主的制度障礙,一旦在法律層面獲得解決,富豪做慈善的積極性自然得到提高。達則兼濟天下的儒家情懷,雖有隔斷,如今被越來越多地提及和承認。慈善正是民間人士兼濟天下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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